水环境治理方式

　　水环境治理方式由于我国农村环境保护历史欠账过多，当前农村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已成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块“短板”。补齐“短板”所需资金缺口较大，农村环境治理又面临着政府财力有限、市场主体和市场发展滞后、社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有效吸引社会资金特别是民间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本文在明确未来一个时期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的基本思路、原则和目标的基础上，分别从建立机制、政府引导、创新融资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扶持措施，培育发展各种形式的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1］。当前，我国环境治理投资存在投入不足和效率不高、收费和投资回报机制不健全、投融资机制创新不够、社会参与度不高等突出问题，在农村地区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和市场发育更为滞后。为破解农村环境治理市场发展滞后的难题，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充分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全面加强农村环境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营，解决农村突出环境问题，本文在明确未来一个时期培育发展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的基本思路、原则和目标的基础上，分别从建立机制、政府引导、创新融资方式等方面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是当前我国农村总体环境形势依然严峻，治理这些环境问题所需资金缺口较大［2］。农村环境“以奖促治”政策实施8年来，中央财政已经支持整治了约7万个村庄，但只占全国58.8万个行政村的12%，全国近90%的行政村生活污水和近50%的行政村生活垃圾未得到有效处理，一些地区长期积累的农村环境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为解决这些突出环境问题，初步测算环境治理经费高达5000多亿元。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的出现，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降，财政资金难以满足当前需求，迫切需要借助市场化手段，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拓宽融资渠道。二是当前农村环境治理主要由政府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和市场发育滞后。农村环境治理设施建设多数是靠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推动，企业和村民参与程度不高，吸引社会资本参与有限，投资运营模式单一。已建成设施委托第三方运行维护的比例较低，多数仍由相关部门或乡镇政府直接负责运行维护，总体效率不高。三是农村污水垃圾处置收费机制未建立，投资回报机制不健全。农村环保设施运行维护要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但现阶段，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机制还很不完善，目前仅处于试点示范阶段。除少数安装自来水的地区能够进行较低标准的污水处理收费以外，受经济和技术手段限制，其他未安装自来水的地区尚无法开展收费工作。生活垃圾处置领域基本没有建立起收费机制。四是农村环境治理投融资方式创新不足，融资渠道较窄。由于农村环境设施布局分散、单个项目成本收益较低、运行维护管理不便等因素，使得利用市场化手段融资难度加大，难以有效吸引社会资本投入。农村环境治理是一项公益性很强的公共服务，其投资产生的是公共物品，不能直接在市场上得到回报，必须通过市场和政府补贴相结合的措施，让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至少能够达到或者高于社会最基本投资回报率，才能推进社会资金进入农村环境治理市场。

　　近期，国家对统筹城乡环境治理做出了战略部署，为充分利用市场机制全面推动农村环境治理指明了方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坚持城乡环境治理体系统一，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对农村地区的覆盖，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治理体制机制，加大对农村污染防治设施建设和资金投入力度［1］。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动城乡协调发展，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健全农村基础设施投入长效机制，推动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2015年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现场会上，环境保护部陈吉宁部长指出，要以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为根本目标，下更大的决心、花更大的气力推进农村环境保护，让更多农民群众受益［3］;财政部刘昆副部长指出，要加快建立农村环境整治投资运营长效机制，培育农村环境治理运营主体，建立多元化经费保障机制［4］。我国是农业大国，大多数居民还生活在农村，农村环境治理和保护事关农村群众的切身利益，事关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事关美丽中国的国家战略。为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加快提升农村环境公共服务水平，迫切需要加强未来一个时期培育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的顶层设计。

　　2.1基本思路按照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总体要求，深入实施“以奖促治”政策，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简称PPP)模式为主要抓手，改革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和投入方式，优化政府投资使用方向和方式，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建立健全社会资本投入回报机制，引导和鼓励社会资本特别是民间资本参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重点领域建设运营，推进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多元化，加快补齐环境保护“短板”。

　　2.2基本原则示范先行，整县推进;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创新机制，完善制度;积极稳妥，公众受益。

　　2.3主要目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运营、组建专业化物业管理公司、PPP模式等多种方式，培育发展一大批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市场主体，加快农村环境治理市场领域开放，增加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设施供给数量、质量及效率，形成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的多元化投融资格局。

　　3.1建立农村环境治理投资运营机制(1)创新农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运营模式。推动农村环境治理基础设施建设运营事业单位向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的企业化管理转变。鼓励打破以项目为单位的分散运营模式，实行规模化经营，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提高投资效益。整县推进乡镇和村级污水收集和处理、垃圾处理项目按行业“打包”投资和运营，鼓励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厂网一体投资和运营［5］。(2)培育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多元化投资主体。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大型环保企业等经营主体投资建设有关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设施等工程。对于已建成的“以奖促治”项目，可采用委托经营或转让—经营—转让(TOT)等方式转交给社会资本运营管理;对于新建的“以奖促治”项目，支持其委托专业的第三方负责建设运营，提高污染治理的产业化、专业化程度。通过特许经营、投资补助、政府购买服务、委托第三方运营、组建专业化物业管理公司等多种方式［5］，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具有一定收益的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落实设施运营管理主体。(3)保障农村环境治理工程投资合理受益。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或运营管理农村环境治理工程的，与国有、集体投资项目享有同等政策待遇，可以依法获取排污费等经营收益;在农村生活污水、垃圾处理价格、收费等未到位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给予适当补助。社会资本投资建设或运营管理农村环境治理工程等，可依法继承、转让、转租、抵押其相关权益;征收、征用或占用的，要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偿或者赔偿。(4)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规范选择项目合作伙伴，优先在有机食品生产基地、与农业面源污染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态旅游、秸秆生物质能源转化、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设施等领域引入社会资本，增加农村环境公品供给。完善财政补贴制度，规范合作关系保障各方利益，健全风险防范监督和退出机制［5］。(5)建立健全农村污水垃圾处理价格、收费机制。坚持“谁污染、谁治理，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积极稳妥推进农村污水和垃圾处理收费工作，使经营者能够获得合理收益。从已有的实践看，垃圾收集转运处理的费用并不高，各地应当按“乡镇自筹、村民收费、财政补助”的原则加快建立经费分担机制;污水处理运行费用相对高一些，可过水价、收费、财政补助等方式统筹解决。鼓励实行城乡供水一体化的地区，完善和调整自来水水价，体现农村污水处理费用。价格和收费机制未建立的，地方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财政性资金，对运营单位进行合理补偿。(6)发挥农体作用。建立自下而上的决策机制，通过村民自选、自建、自管、自用等方式，更好地发挥农体作用。完善村级公益事业建设一事一议财政奖补机制，允许财政补助形成的环保设施由村集体持有，鼓励农民投工投劳，充分调动广大农民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的积极性。

　　3.2充分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1)优化农村节能减排资金使用方向。充分发挥中央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引导带动作用，完善“以奖促治”资金分配机制与使用方式，探索建立基于绩效的资金分配方式，逐步从“补建设”向“补运营”、从“前补助”向“后奖励”转变，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地方政府也要配合中央财政投向，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2)改进政府投资使用方式。在同等条件下，政府投资优先支持引入社会资本的项目，根据不同项目情况，通过投资补助、基金注资、担保补贴、贴息等方式，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工程建设运营建设，以适应PPP模式需求，推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PPP项目实施。(3)积极推广环境绩效合同服务。对引入社会资本建设运营的农村环境治理处理设施，推广环境绩效合同服务，将治理效果与服务费用挂钩，建立基于环境绩效的付费机制，实现从买工程向买服务转变。(4)做好政策保障。制定社会资本参与农村环境治理项目的用电、用地等优惠扶持政策，降低企业建设运营成本，保障项目建设用地。完善财税支持政策，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可按规定享受相关税收优惠政策。通过以奖代补等措施，积极探索财政资金撬动社会资金和金融资本参与PPP项目的有效方式。加强政策宣传解读，让农村环境治理市场主体了解参与方式、运营方式、盈利模式、投资回报等相关政策，进一步稳定市场预期，充分调动社会投资积极性。

　　3.3创新融资方式拓宽融资渠道(1)创新农村环境治理绿色信贷服务。开展融资担保、金融租赁、资产证券化等金融产品与服务创新。支持开展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的排污权、收费权、特许经营权、购买服务协议预期收益质押等担保创新类业务。在国家批准的业务范围内，鼓励政策性金融机构对民间资本参与的农村环境治理工程提供长期稳定、低成本的资金支持。(2)建立农村环境治理产业投资基金。大力发展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鼓励民间资本采取私募等方式发起设立主要投资于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农村污水垃圾处理等领域的产业投资基金。各级政府预算资金可通过认购基金份额等方式予以支持。(3)开展股权和债权融资。支持农村环境治理建设项目通过债权投资计划、股权投资计划等融资工具，以及企业债券、项目收益债券、公司债券等方式通过债券市场筹措投资资金。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支持地方政府依法依规发行债券，用于农村环境治理建设项目。

　　［2］王波，王夏晖．如何推动地方落实13万个建制村的环境综合整治任务［J］．环境与可持续发展，2015，40(4):19－21．

　　［3］环境保护部网．大力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现场会召开［EB/OL］．2015．

　　［4］财政部网．大力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建设———两部门联合召开全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工作现场会［EB/OL］．2015．

　　纵贯湖南省境内的湘江、资水、沅江、澧水“四水”和“八百里洞庭”的水资源，造就了历史上的“湖广熟、天下足”，是湖南省的生命之源。然而，因水资源时空分布不均、年际变化大，以及一些人为的破坏，特别是随着湖南省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城镇化加快以及在此过程中相应的预防、保护、治理措施不到位，使得湖南省的水污染问题日渐突出。

　　2007年环境监测中心在全省主要江河上设置了水质监测站点132个，监测河长5540公里，比2006年增加监测河长1154公里。根据监测及分析，全年Ⅱ类水质河长1481公里，占监测河长27％；Ⅲ类水质河长2479公里，占监测河长45％；Ⅳ类水质河长410公里，占监测河长7％；Ⅴ类及劣Ⅴ类水质河长1170公里，占监测河长21％。污染河段主要超标项目包括粪大肠菌群、总磷、氨氮、挥发酚、石油类、溶解氧等因子。这说明湖南省局部地区水环境严重污染的局面还是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和治理，水资源保护任务依然十分艰巨。

　　水环境是湖南环保工作的重中之重，要花大力气彻底解决湖南水污染防治工作。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工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加强环保部门对工业污染企业排污的执法监察；从行政角度加大力度进行污水处理设施的建设和保证运营；加强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治理和生态农业建设。水污染治理和水环境的保护本身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工作，湖南省的水污染防治，属于典型的跨地区水域污染治理，面临的问题较为复杂，资金投入的需求量也非常大。水污染防治的投资渠道及治污工程运行机制的不完善，是湖南水污染治理发展的制约因素，是“水瓶颈”。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的水污染治理投融资机制正发生结构性变革：单一的筹资渠道逐步转变成多种渠道，单一的投资主体逐渐为多元化投资主体所取代，我国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呈现出多渠道、多元化的格局。

　　湖南省水环境污染治理投入2003年为516013.88万元，占省GDP5010.95亿元的1.03％，2004年为722419.4万元，占省GDP5612.26亿元的1.29％，2005年为899138.8万元，占省GDP6468.64亿元的1.39％。经省提议，湖南省2005年到2007年实施的“环保3年行动计划”，省政府在3年内对省内水环境实施92个重大环保整治项目，三年里投资287多亿元。

　　随着经济的发展，湖南省的城市污水排放量和生活垃圾产生量也日渐增加，预计到2010年，全省县城以上城市年污水排放总量将达到20亿立方米，生活垃圾年产生量将达到1000多万吨。而目前湖南省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等指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难以满足污水和垃圾处理的基本需求，为解决这一矛盾，湖南预计投资186亿元，力求到2010年，设市城市污水处理率达到80％，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5％。全省规划出“十一五”环境治理重点项目共154个，总投资达325亿元。为解决湘江流域7市污染问题，“十一五”期间，湖南省拟安排在湘江流域的环境治理重点项目有108个，总投资244亿元。此外，为加大对工业污染最集中、最严重的长株潭地区污染防治力度，“十一五”期间，拟在长株潭地区实施环境治理重点项目36个，占全省项目总数的23.4％，总投资149亿元。十一五期间是湖南省环境建设的重要期间，投资需求大。目前，湖南省水污染治理资金的来源主要有以下方面：中央财政投入；湖南各级地方财政投入；污染企业环保投入，我国环保相关法律法规及水资源管理相关法规对企业污染治理的强制性规定，便利污染企业的治污资金形成了水污染治理资金来源之一；排污费收入；国际。

　　由于水环境保护历史欠债多，各水域环境质量要达标，需加大投资力度。水污染治理资金缺口量大，其主要原因有：

　　1、融资渠道狭窄。受“环保靠政府”的传统观念的影响，水污染治理融资渠道单一，还是政府唱主角，市场难以发挥作用，社会资本游离于市场之外，资金来源主要依靠地方财政和排污收费。地方财政受各种因素制约，投入不足，远不能满足污染治理设施建设的资金需求，排污收费项目单一，标准偏低，收费资源流失严重，收费金额很有限。

　　2、融资机制落后。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机制应该与经济体制相协调，这是世界各国的共识。主要依靠市场化手段解决水污染治理的投融资问题，已是公认的大势所趋。但目前水污染治理项目的投入机制基本是延续计划经济体制，政府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资金仍然是其融资的主渠道，环境保护市场化程度明显落后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市场化程度。

　　3、融资权责不分。现行的治污投资体制没有明晰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环境责权和环境事权，没有建立投入产出与成本效益核算机制，没有体现“污染者付费”原则和“使用者付费”原则，污染治理责任过多地由政府承担，企业和个人免费使用环境资源、环境公共物品和环境设施，没有或过少地承担相应的责任、成本和风险。

　　没有引入市场竞争机制。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民营企业参与水污染治理投资的良好市场竞争机制。在水环保基础设施领域，长期以来，我国采用的是政府投资建设、事业单位管理运营设施的模式，这种政府垄断模式从制度上排挤竞争，缺乏效率。

　　污染治理的社会化程度低。在工业污染治理方面，大部分污染企业都是自己建设处理设施，自己运行管理，较少考虑通过委托合同方式充分利用社会化分工和规模经济效应，让专业化企业治理污染。由于规模不经济原因，中小企业采取“自己建设和运营设施”的分散治理模式也导致了投资效率的低下。而与此同时，我国环境保护服务业的发展又没有及时跟上，没能为工业污染治理设施的正常运转提供良好的外部营运环境。

　　“十一五”期间湖南省水环境质量的改善，关键取决于水污染治理投入能否及时到位，为此必须疏通已有投资渠道，开辟新的资金来源。

　　“十一五”期间是湖南省环境保护的重要时期，投资需求量大，环境保护投资约占同期GDP的2.42％。只有建立基于市场的多种投融资渠道，形成政府、社会和个人共同负担环境保护费用的格局，才能满足环境保护的需要。

　　1、建立多元化的融资形式。发挥环境财政的主渠道作用，继续加大国债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环保的投入力度，并重点解决跨行政区的水域污染治理问题，从水域尺度统筹资金使用在加大政府对环保财政投资的基础上，进一步建立区域水环境保护专项基金、从事环境保护的企业优先上市发行股票，以及企业的股份合作等形式，实现多元化的环保融资机制，使政府投资和社会融资相互结合、互为补充、扩大环境保护的资金来源，解决目前环保资金紧张，投入不足的问题。

　　2、形成多元化的投资主体。各级政府要把环保投入作为公共财政支出的重点。除环保专项资金外，各级财政安排的环保治理等经费要逐年增加，并纳入同级财政预算。同时，各相关部门要积极争取国债和其他资金用于环境保护。企业要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加大环保资金投入。落实工业污染治理的主体责任，以推进污水处理、垃圾处理产业市场化为突破口，加快环保投融资体制改革，积极吸引国内外政府、国际金融组织和社会资本投入环境保护事业，形成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多元投入的格局。多元化、社会化环保投融资体制的建立，将改变目前政府作为环保主要投资主体的局面，为国内外的企业及个人、金融机构、投资公司、政府等提供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和巨大的投资市场。

　　3、形成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在多元化、社会化的环保投融资体制下，为各类环保投资主体创造了多样化的投资方式和服务方式，不同的投资主体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和技术能力，选择直接的投资方式或间接的投资方式，也可选择两者相结合的投资方式参与环保投资。这样有利于环保企业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1、明确污染治理市场化的法律地位。尽快修订有关环境保律法规，明确“谁污染、谁负责、谁付费”；“谁污染、谁付费，谁治理、谁受益”，明确工业企业可自己治理污染，也可委托专业化的治污企业来治理污染，明确排污企业和治污企业在污染治理中的相关法律责任。污染治理市场化后，针对不同的委托方式，都能找到法律的责任主体。

　　当今，恶劣的水环境已成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的短板。在我国绿色城镇化发展期间，建设施工企业将PPP模式引入水环境治理项目中，以环保投资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实现人与水环境和谐、经济社会环境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水十条”充分明确了水环境治理2017年至2020年的发展目标，激发了以黑臭水体治理为核心的污水处理市场。《关于推进水污染防治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的实施意见》，倡导在水污染防治领域大力推广运用PPP模式，对提高环境公品与服务供给质量、提升水污染防治能力与效率具有重要意义。

　　财政部PPP中心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国入库PPP项目共计11260个，投资额13.5万亿元。其中环保类项目2334个，占全部入库项目总数的20.7%。在环保类PPP项目中，涉水项目包括污水处理、水利、供排水、水环境综合治理、海绵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占比高，超过80%。（1）城镇污水处理设施投资。PPP模式建立的污水处理基础设施，主要是在现有的水环境治理基础上，实现新建、改造等工作。在 2014年，我国的财务部门实现了第一批PPP模式示范项目，成立了11个水环境治理项目以及9个污水处理厂，实现了2个水环境综合项目的构建。这些项目在实际构建与发展下，为主要的执行环节，根据相关经验，促进了PPP制度体系在其中发挥的服务作用。在2015年，实现了第二批PPP模式示范项目，在形式上，增加了水环境项目的投资，甚至该项目开始扩展到市级、县级，使各个地区的水环境保护治理投资工作都得以普及。目前，水污染治理PPP模式是以污水治理、排水管网建设为主，比较复杂、综合性的水环境整治项目还比较少，所以说，该领域还存在较大空间[1]。（2）城市水生态修复与流域水环境保护投资。城市水生态修复投资是政府、水务企业结合投资的，在政府投资下，为城市河道、湖泊等实现了生态清淤、绿道生态建设，也能对城市水体、周边土地进行开发，不仅促进了城市水体污染治理工作，还促进了城市水生态景观的良好形成。对于流域性区域比较大、水环境治理工作外部加强的区域，其面对较大难度 [2]。

　　PPP模式将从两个方面改变环保产业。首先是项目的体量。在传统市政单体项目时代，项目体量达到10亿元算是很大的项目。在PPP时代，单体项目超过10亿元很常见，百亿元级的项目也开始落地。其次是改变环保产业格局，产业集中度将明显提升。由于PPP模式整体规模较大，且需要环保投融资的介入，传统环保公司业务很难全面覆盖。在此背景下，上市公司加快整合兼并资源成为环保市场的趋势。上市公司通过延伸业务链条，拓展业务范围，构建环保大平台，以承接更为复杂的PPP项目。（1）设置PPP管理中心。施工企业对水环境治理PPP项目的管理，需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为其设置PPP项目管理公司，保证管理积极性的稳定提升。例如：英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不仅设立了国家PPP中心，还形成了地方PPP中心。针对已经建立的中心结构，相关的专业人员和社会机构要为其提供技术，促进了PPP项目管理工作的专业性实施，也能及时更新各个施工企业掌握的相关知识[3]。（2）社会资本参与模式。施工企业在对社会资本进行选择期间，结合对项目的长期发展与运营，择优选择运营管理能力较强、技术水平较先进的资本商，且资本商的规模与实力都需要与水污染治理PPP项目规模一致。此外，还需要促进动态性调整收费定价机制的形成。在PPP项目中，施工企业需要对社会资金利润进行控制，促进收费定价机制的合理调整，保证为社会资本获得稳定效益。（3）建立投资回报机制。加强水环境治理PPP模式投资回报机制的建立，不仅能够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效执行，为一些企业创建稳定的政策环境，还能降低PPP项目中的不确定因素。在PPP项目中，施工企业需要根据项目的盈利情况，确定出相关的补贴额度，同时国家需要针对一些河湖、水污染治理项目给予适当的资金补贴这样才能保证社会资本投资获得更稳定的回报。（4）PPP资产证券化。有关部门将从多个方面规范引导PPP发展，包括推动中小城市PPP创新试点、推动PPP资产证券化、鼓励民营企业参与PPP项目投资等。PPP资产证券化热度较高，市政项目尤其是水务方面的项目，无论是投资规模还是运作经验都适合资产证券化。同时，推动建立环保PPP项目产业基金。鼓励利用社保、险资、国有大型银行等低成本的政策性资金组建专项产业基金，通过银行、企业债、项目收益债券、资产证券化等多种金融渠道保障融资需求。

　　（1）PPP模式仍需完善,从目前情况看，PPP制度还需完善，投融资体制改革仍不到位，项目参与方信用履约机制有待健全，专业咨询服务能力还需加强。（2）规范化操作水平有待提升,应该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在国家层面直接操作一些大型PPP项目。

　　党的十八以来，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国已经将传统的发展思路转变为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无论在制度上还是在服务方式下，都促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有效开展。近年来国内许多城市投入了诸多资金治理水环境，但成效并不显著爱赢体育官网app。作为水污染防治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水环境综合治理项目因其开放性、综合性、系统性等特点，在PPP运作方式上也较其他类别项目更为复杂，需要我们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改进、提升，以实现绿色城镇化建设。

　　对于我国现在的环境治理来说，很多工作都开始拨开污染的表象转到污染治理的实际中，从根源上解决污染问题，这就需要通过绿色化学的应用，根据污染情况研发出适合污染问题的解决方案。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对绿色化学的研发水平也逐渐走向成熟，对于绿色化学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应用也开始越来越明朗。绿色化学在环境中的应用就是要在污染的源头把问题解决，保证把环境污染降到最低，而这种方式的利用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也是节约成本、降低能源的表现，这也符合我国走集约化经济和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实际要求。绿色化学的应用主要是把我国解决环境问题的方式从原来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粗放形式转到现在从污染的源头解决问题。虽然，绿色化学对于环境污染的治理有很好的效果，但是，绿色化学与环境治理并不能等同而语，环境污染是要对已经被污染的环境进行整治，让其恢复到原来的环境要求下，而绿色化学则是在源头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杜绝任何污染情况的发生，一种是对环境的治理，另一种是对污染的预防工作。

　　北方的很多城市在秋冬季节往往会出现雾霾。出现雾霾的主要原因除了汽车尾气对空气的污染之外，还有一个缘由就是煤炭的不完全燃烧。煤炭在燃烧的过程中产生二氧化硫排放在大气中，就会给空气造成非常大的污染，而现在治理煤炭的脱硫方式往往就是在煤炭燃烧之前还有燃烧的过程中进行脱硫的处理。绿色化学主要是在煤炭的脱硫技术方面做出指导，然后指引今后的脱硫技术走向正规的发展方向。

　　绿色化学在煤炭脱硫方面的应用主要是利用一种生物浸泡的方式，把煤炭在燃烧之前进行脱硫处理，这样在进行燃烧的过程中就会减少二氧化硫的排放，而且通过培养一种微生物菌种，然后利用菌种对煤炭进行脱硫的处理，也会比其他方式有更加明显的效果。

　　我国一些重工业发展的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的污染问题――水资源的污染，这种污染主要是由于工业排放的废水没有经过处理或者是处理不当就排放出来，从而造成非常严重的水污染问题。绿色化学在水污染方面的治理就是在排放水的终端进行处理，在污水排放之前会进行一个冷却水的处理，在污染水经过终端的过程中，会把污染物进行转化，然后进行再次利用，对于排放出来的水资源已经可以达到零污染的程度。在一些先进的国家中，排放出来的废水可以经过处理之后直接达到饮用水的标准，我国在这个方面还有待提升，在进行污水排放的过程中，还需要多经过几道工序，保证水在过每一个工序的时候，都能够达到清洁的效果。

　　（1）城市对于垃圾的处理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进行填埋，还有一种是进行焚烧，这两种方式都各有利弊。首先，对垃圾进行填埋，这种方式虽然暂时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并且还不会占用过大的场地，也没有多大的危害性，但是，垃圾长时间不被清理，在地下就会形成垃圾黑液，这种黑液的清理是现在仍然没有解决的重大问题。垃圾焚烧过程中由于物质不同，所以会产生很多的污染气体和有毒气体，这些气体在大气中长期存在对人的身体有巨大的伤害，所以，也是不容乐观的清理垃圾的方式。绿色化学在城市垃圾处理的问题中研发了热分选煤气化技术还有固体废弃物电离气化技术，这两种技术的交替利用不仅能够解决城市垃圾占地的问题，还能防止在解决垃圾的过程中产生空气污染的问题，从而减少在垃圾处理上进行的投资，降低成本。

　　（2）在快节奏的时代中，很多一次性的餐具应运而生，并且大受欢迎，但是，很多一次性的器具在使用之后没有经过合理的处理就会造成非常大的危害，这种白色污染如果用焚烧的方式就会对大气造成特别大的污染，用填埋的方式几百年都不会被分解，这时候进行绿色化学的处理就会显得格外重要，也是绿色化学在环境保护上的一个重大追求目标。

　　总之，绿色化学在环境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方面有非常大的帮助，不仅能够保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还能够为社会节约大量资金，然后从源头杜绝环境的污染问题，从根本上让社会走绿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保证我国走绿色的能源化的道路。绿色化学的应用是一种可以从源头上改善环境质量的方式，可以满足我国实际的经济和环境的发展需求，保证我国在环境发展上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当前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削减力度大，污水处理率由2005年的52％提高到2012年的84.9％，COD排放量减少17.9％(按工业和生活同口径)，但经济发展方式仍然较粗放，技术水平不高，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城乡环境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工业、城镇生活、农业源污染物产生量和排放量仍然过大，加之水资源短缺、水资源集约用水方式尚未实现根本性转变、生态流量缺乏，造成不少地区环境容量超载。这是造成我国水环境问题的直接原因[4]。

　　未来5～10年仍然是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快速发展时期，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持续增加，我国工业、生活和农业用水总量在2030年前仍将上升，未来的废水排放压力将持续加大，我国许多地区面临着水资源和水环境“难以为继”的困境。

　　各类污染源排放量大，是我国水环境质量改善避不开、必须解决的本源性核心问题，必须着眼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新型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和环境保护。在新型城镇化、工业升级转型过程中，应坚持“在保护中发展”，坚持人口经济与资源环境相均衡的原则，强化资源环境硬约束。在城市层面，严格控制城市规模、人口规模和经济发展速度，“控制水污染物增量、治理存量”，使城市发展与水环境承载力相适应，以资源环境作约束，优化城市发展。

　　首要的是以制度和政策落实处理好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其核心是明确环境质量反退化制度，经济社会发展以不降低水环境质量、不损害水环境功能为前提，约束和改变人的行为方式。建议建立水环境质量倒逼机制，以用水效率和用水总量、以水质和水污染物排放总量等指标强化硬约束。在实现途径上，要加强资源需求管理，以供定需，以削减水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用水总量为抓手，以污染减排倒逼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实施节水总量控制、提高用水效率，从源头上减少水污染物产生和排放。

　　管理层面上，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要制定节水总量控制要求，建立节水统计制度，开展节水审核，落实节水责任，建议严重缺水地区要把节水纳入政绩考核。在水污染物总量控制方面，落实企事业单位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和排污许可制度，体现环境质量战略转型和总量控制制度的深化。同时环保和水利部门要做好环境影响评价和水资源论证工作，严格审批，要考虑“区域缺水情况、排水去向、污水处理设施处理能力是否足够”等，真正做到以水定人、以水定城。

　　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我国“好水”与“差水”同时并存。“好水”主要指饮用水水源水质，2012年我国113个环境保护重点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为95.3％，1370个试点村庄饮用水源地监测断面(点位)水质达标率仅为77.2％[5]。“差水”特指为污染严重的水体。尽管经过三个五年的重点流域规划的实施，但地表水污染严重水体依然大量存在，十大流域内仍有10.2％的国控断面为劣Ⅴ类，而且我国西部等江河源头区受污染河道不断上移，20092012年少数断面在个别年份由Ⅲ类下降为Ⅴ类。

　　总体部署上，应该注意到水环境质量关乎民生，社会诉求强烈，亟须在5年左右时间内把握重点，综合施治，突出特色，突出针对性和有效性，抓“好差两头”，在长远谋划的同时，阶段性保护和治理工作要取得群众看得见的实效[5]。

　　对于“好水”，要突出预防为主，突出休养生息，突出更高的水生态系统完整性的保护要求，构建水环境保护的防护体系。饮用水水源重点是要减少干扰，要落实一级保护区隔离防护、保护区污染源清理整治，并加强流域上下游联动治污和优化取水排水格局，汇水区内严格准入和监管。同时，要积极启动开放性水源地的城市备用或应急水源地建设工作。

　　对于“差水”，强调突出重点，推进水污染综合治理，坚持稳、准、狠原则。“稳”就是积极稳妥，与已有的相关规划任务要求有机衔接，重点是消除国控断面劣Ⅴ类的河流(段)；“准”就是要找准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将工业园区监督管理、建成区污水直排、保障生态流量等作为抓手，最终大幅度提高水质达标率；“狠”就是要重拳出击，“严”字当头，在强化现有法律制度落实的同时，在水质目标清单管理、信息公开、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等方面实施一些新的制度、措施和做法，力求“四两拨千斤”，积小胜为大胜。

　　目前，我国水资源短缺严重，水环境污染严重，水生态损害严重并存，新老问题交织，使我国水环境的系统治理工作迫在眉睫。我国年缺水500多亿立方米，缺口超过8％；我国农田灌溉有效利用系数是0.52，比世界先进水平低0.1～0.3；全国城镇供水管网漏失率高达20％，每年损失100亿立方米；我国有400多个城市缺水，其中有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6]。

　　我们认为，水污染防治是一项系统工程，要紧紧围绕“源头控、中间治、末端考”的系统思路制定治污技术路线，制定“节水优先、治污为本”的综合防治战略，系统构建水资源管理、水污染防治与水生态养护的保护格局。在实现途径上，节水与减污并重[7]；在体制和机制上，部门联动，统筹推进水质、水量的协同管理。

　　建议在水污染防治工作中，以水质改善为核心目标，分子分母兼顾，削减总量和增加水量并重。一方面，水量作为分母，尽可能做加法，通过节约用水、再生水循环利用、保障生态流量、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增加生态流量等措施加大 水量。在城镇和工业用水方面，要从不够重视节水、不注意开发传统水资源转变为节流优先的城市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战略；在农业用水方面，要从传统的粗放型灌溉农业和旱地雨养农业转变为建设节水高效的现代灌溉农业和现代旱地农业。另一方面，区域排放总量作为分子，尽可能做减法，继续强化污染物总量减排，体现“全防全控”思想，将污染防治与城市建设、农村发展以及工业转型升级紧密结合起来，大力控制工业、城市和农村污染。

　　根据《中国环境状况公报》，“十一五”以来，大江大河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取得成效，淮河、松花江流域污染由中度转为轻度，七大水系好于Ⅲ类水质比例达到64％(比2005年改善23个百分点)。但另一方面，近两年“请市长(环保局局长)下河游泳”的报道屡见不鲜，与群众人居环境密切相关的城市水体黑臭问题已经成为继雾霾之后公众关注的焦点问题，流经城市的河段、城乡结合部和农村人口聚集区的河流沟渠普遍受到污染，甚至因有机污染而黑臭，群众意见大。

　　目前一些地方已经开始启动实施了消除污染严重水体工作。江苏省2013年4月下发了《全省城市河道环境综合整治工作指导意见的通知》，拟用3年时间基本消除城市河流黑臭现象，并公布了313条黑臭河流整治名单。据初步估算浙江省垃圾河、黑臭河的比例约占全省总河长的10％左右；2013年5月，浙江实施寻找可游泳的河，对受污染的河道逐一制定实施综合整治方案，实行“河长制”，明确责任，公开信息，接受群众和媒体监督，并开始启动大规模的“五水共治”工作。2013年7月，广州市环保局公布了50条河涌水质情况，其中39条水质仍劣于Ⅴ类。

　　我们认为，基于2020年全面小康的水环境改善要求，近期要以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作为落脚点，关注民生问题，向社会公开目标水体清单，广泛推动公众参与和公众监督，推进水环境质量改善，力争大江大河基本劣Ⅴ类水体、小河小沟等城市水体基本消除黑臭。

　　对于大江大河水质改善，在已有的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实施基础上，强化消灭劣Ⅴ类的河流(段)。参考《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十二五”规划》现有的考核体系，延续目前的水质考核问责和区域限批制度，抓节点城市关键支流，实施控制单元网格化精细管理。

　　对于群众意见大、公众关注度高的城镇黑臭水体，要综合截污纳管治污、清淤疏浚、沿河拆违、引水活水、生态修复等强化措施，并建立长效管理机制，予以重点解决[8]。在管理上，建议：一是明确黑臭水体清单和考核制度；二是明确城镇化过程中城市河流的水环境水质和水量要求，避免“先污染后治理”；三是完善城市河流水环境信息的公开和公众监督制度；四是出台系列城市河流环境综合整治技术管理规范(如小城镇污水处理技术规范、城市河流综合整治技术指南、长效机制建设等)，指导地方有序开展城市河流水环境保护工作。

　　“十二五”以来，我国的环境管理模式已经随着经济发展有所调整，环境管理战略正在从总量控制的末端污染治理模式向质量改善模式转型。但我国环境管理仍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环境管理长期停留在污染治理阶段，对市场化的环境政策制定重视不够，阻碍了环境管理战略转型升级[9]。

　　我国部分地方政府片面追求当前的经济利益，偏离了环境保护的国家意志。问题的根源首先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即如何实现从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其次是地方政府政绩考核指标，唯GDP至上的政绩观很难激发地方政府进行环境管理模式升级。企业是环境管理战略转型的最根本推动力量，我国大多数企业缺乏环境管理积极性，视治理污染为负担，由于经济调节机制的不到位，导致企业倾向于降低环境成本获取竞争优势，守法企业环境治理积极性无法得到有效激励[9]。

　　如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转变我国环境管理的模式，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要从政府、企业和市场等不同层面入手，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建立健全政府有为、企业负责、市场有效、公众监督的新机制，促进环境保护国家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基于政府在环境保护领域长期缺位和不到位，需要明确地方政府在环境管理中的责任，把环境质量反退化作为各地区经济建设活动的刚性约束条件，并通过环境审计制度和责任追究制度将政府环境质量负责予以量化，推进环境保护的党政同责，进一步实施河长制、区域限批等，使地方政府责任有明确抓手。

　　重要的是部门合作，优化管理效能。需要以任务的形式明确各相关管理部门的责任，强化一岗双责的任务要求，释放“环境红利”；需要分区分类地明确这些关键领域落地化、差异化的任务要求，实施源头防控，强调部门联动、政策驱动，多措并举。

　　企事业单位是污染防治的主体，需要严格落实各项要求，稳定达标排放是基本责任，责任到人。最迫切的是依法推动企事业单位和其他生产经营者自主向环保部门和社会公众公布环境信息，创造环境监管和社会监督条件。健全公众监督、监督和司法监督相结合的环境监管体系，将排污企业置于公众监督之下。以考核断面水质目标对控制单元内企业排污行为进行强力约束，实现总量控制和质量控制的顺畅衔接。